林维源与台湾的近代化

清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在台湾建省，清政府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
　　刘铭传任台湾巡抚六年，这位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和浓厚的变法自强思想的巡抚实施丈田清赋，开垦荒田，抚理番务，修建铁路，加强海防，创办邮电，大兴西学等一系列自强新政，拉开了台湾近代化建设序幕，而在这一过程中，时为台北板桥林家后裔、著名士绅的林维源成为他的得力帮手，为推行刘铭传新经济政策不遗余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法抚“番”
　　开创理“番”新局面
　　台湾的少数民族同胞（史书文献称之为“番”）遍布台湾山区，他们以狩猎为主，也兼有原始的畲种农耕，至郑成功收复台湾时，他们还处于原始氏族部落时期。生产力的落后，山地的狩猎活动，练就了他们强悍好斗的习性。在长期的生存竞争中，这个部族形成了许多陋俗，这些陋习不仅影响台湾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严重影响民族间的关系。当然，随着明末清初开始大开发活动的进展，“番社”开始分化为“熟番”和“生番”两大部分。一部分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生活习俗、生产方式开始溶入汉族社会，这些番社服从官府的管辖治理，纳税服役，称为“熟番”。至乾隆三十一年（ 1766 年），台湾南北两路归化的“番社”已达 200 多社，但仍有不少不愿归服王化，他们被称为“生番”，因此，即使到了乾隆中期，任阿里山通事的吴凤面对的仍是“番社”以“人牲”祭神的恶俗，使得他不得不作出杀身取义的抉择，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转变当地“番社”这一顽固的习俗。
　　因此，抚“番”、理“番”是摆在完成一统台湾后清廷仕台官员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的工作，台湾史学家连横也这么认为：“理番之事，台湾之大政也，成败之机，实系全局”。（连横著《台湾通史》）刘铭传在巡抚任上，就把抚“番”和募民垦殖结合起来，他在大科崁成立了抚垦总局，任命林维源为抚垦帮办大臣。
　　林维源上任后就制定一系列鼓励垦荒的政策，如鼓励开田、种茶伐木、建砖瓦厂等，以期改变番民的生活与生产方式，他还制定了抚垦工作中对“番民”应实施的“五教、五禁”则例。五教是：一教正朝，二教恒亲，三教体制，四教法度，五教善行。五禁是：一禁做飨，二禁仇杀，三禁争产，四禁佩带武器，五禁迁避。以这些规定来引导“番民”革除喜斗喜杀等陋习。在“理番”过程中，他对欺凌“番民”的官吏，不管职位高低，都予以严厉惩处，对于汉“番”发生的纠纷，予以公平调解，并且三令五申，“生番地界，各归各业，不准军民侵占”。同时也派通事入山向“番民”反复讲解垦荒的政策及好处，晓谕“番人”不许杀人，遇事先报官求助。
　　在抚“番”工作中，他与前人最大的区别是注重从思想文化领域教育和影响“番民”，用近代社会的文化知识和文明成果去打开他们闭塞的生活环境，他特别寄希望于“番民”的后代，设立义学，招收山胞儿童入学教育，在台北天后宫设“番”学堂，招收有影响的“番社”头目的子弟入学，年龄在 10 岁和 18 岁之间，让他们接受近代文化知识，感受近代文明，把他们培养成具有近代思想和文化素质的抚“番”人才，以其现身说法达到以“番”治“番”的效果。“番民”学生的衣食文具一律由官府供给，每月考试一次，及格者发赏银，以资鼓励，学习内容是汉语、习字、诗文以及起居礼仪等。还组织学生到台北城里参观，让其受文明社会环境文化的熏陶与教化，通过各方面的教育努力提高“番民”新一代的文化素质，以收潜移默化之功。
　　在林维源的大力协助之下，刘铭传的抚“番”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总共招抚“番社” 800 余社， 20 多万“番民”归化，开垦出水旱田园数十万亩。（徐万民等著《刘铭传与台湾建省》）。其中林维源在台北地区就新开垦出荒地 7 万多亩，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新式抚“番”政策的成功实施，极大地感化了桀骜不驯的山民，开发出了大片山区，使台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行政统一，这项工作取得的成效，为台湾的近代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刘铭传对林维源的抚“番”工作成效予以高度肯定，把其抚“番”新经验推广全台。他还在 1888 年 12 月 17 日给朝廷的奏章中盛赞：“林维源笃实忠勤，感激图报，台北已征成效，自当推广全台。拟恳天恩饬派帮办全台抚垦事务，不独臣得资指臂之助，实于全台治化裨益无疆”。1889年 1 月 22 日，清政府正式任命林维源为帮办全台开垦抚“番”事务太常寺少卿。（《刘铭传抚台前后档案》第二册）
　　查田清赋
　　在台湾首建地籍制度
　　刘铭传上任台湾巡抚之后，面临的是赋税混乱、财源枯竭、省库空虚的困窘境地，作为重要的财政来源的田赋一片紊乱。此时，台湾土地的开垦面积比清初增加了数十倍，而征收的田赋反面不断减少。主要原因是地主大多隐匿新垦田亩以逃赋，台湾从明末开发以来，土地任其民间开发，却无地籍制度，因此疆界混淆不清，官府征税无凭无据。
　　于是，刘铭传开始实行量田清赋，把其作为增加财政的重要手段，这次清理地籍，刘铭传采用江南一条鞭法，将丁税等征收项目一律并入田租，折成银两交纳。将田园分为上、中、下、下下四等，不入等的田园分为天字、地字、人字三等，简化税则，减少中间环节，使各地官府再难从中作弊。
　　由于林维源在台北经济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刘铭传聘请林维源主持北部地区的土地清丈、建立地籍工作。
　　在清丈工作开始时，由于利益所及，许多地方富绅想方设法从中阻碍，阻力甚大。林维源的田园在台北首屈一指，但他秉公办事，率先带领清丈人员从自己的田地开始丈量，不徇私、不舞弊、一丝不苟，逐丘逐片，仔细测核亩数，一一登记造册。他耐心做思想工作，帮助解决业主的一些实际问题，化解了许多矛盾和阻力，以自己的率先垂范推动了整个清丈工作顺利开展。
　　这项工作历时两年，至 1887 年底告竣， 1888 年 7 月开始征收当年上、下两季的新赋。
　　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土地普查，这项工作的完成，使台湾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完成查田清赋的省份。清赋的成功，使全台入册的田亩数激增，达 477.45 万亩，比清赋前增加 300 多万亩，清赋后全台定粮额年征银 51.3 万两，加上其他租赋共计 67.5 万两，比清丈前的旧额增加 36 万两。（徐万民等著《刘铭传与台湾建省》）
　　清赋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增加财政收入的范畴，因为，在清赋工作中涉及到的人口、户口的编定、土地关系的调整，为台湾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为今天在世界享有盛誉的台湾农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清赋工作结束后，清赋总局布政使邵友濂建议奖励林维源，他在奏章中说：“帮办台北抚垦事务三品卿衔太常寺少卿林维源，在帮办抚垦中极重公义，此次开办清丈，给单升科，事事皆得林维源倡首相助，所有屯租、番租、大小租，名目不一，俱由林维源会同司道分别厘定，民间称便，深得其力”。（《光绪朝东华录·三》）刘铭传在奏折中同样建议朝廷对林维源给予奖赏：“臣查全台清丈之始，官绅半设难词，阻挠大计，林维源田园较多，不避嫌怨，身先倡导，遇事出力，民情因之踊跃，未及两年，全功已竟，虽其意在图报，不敢仰邀议叙，巨未便壅于上闻，应如何加恩之处，出自圣主鸿施”。（《刘壮肃公奏议》）
　　1888年 8 月 25 日，朝廷颁发诏书奖励：“林维源著赏加二品顶戴”。 （《光绪朝东华录·三》）
　　振兴实业
　　开展洋务工作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祖国大陆的洋务运动波及台湾，具有西学思想的刘铭传视此为实现自己变法图强、推进台湾近代化的契机，于是他在台湾掀起了创办实业，推行新政的洋务运动。他在台北设立招商局，聘请林维源为总办。
　　林维源认真履职，他首先对当时台湾重要的商港基隆进行一次全面的疏浚清淤工作，招集商股购置轮船，开通定期航班，开展海上客货运输，使台湾初步形成了客货水陆联运新格局。
　　在增加财政方面，林维源从台湾实际出发，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一是将台湾大宗土特产品樟脑生产销售经营权收归官办，刘铭传采纳了他的建议，在艋胛（今万华）成立“脑务局”，经办樟脑产销事宜。二是积极协助刘铭传实施“茶商缴税”政策。当时茶叶已是台湾大宗农产品，除了供应本地饮茶之需之外，还出口外销，又不需纳税，经济效益一时超过种植大米，于是农民纷纷把稻田改种茶叶，致使台米减产。为了鼓励种粮，以稳定台湾民众生活，并支援闽省粮食，也为稳定和增加税收，刘铭传遂令茶商缴税。林维源本身是台北的大茶商，他首先响应，带头纳税，带动了其他茶商踊跃交税。三是在台北开创房地产业，他于光绪十三年创立建昌公司，与厦门人李春生合资在台北市区大稻埕合建千秋、建昌两条大街，创建沿街商住楼，出租给商户经营，开始了台北的市政建设，促进了台北城市商业的发展和市区的繁荣。这也是台湾房地产业的发端。
　　刘铭传在台湾巡抚任上前后共六年之久，政绩辉煌，缔造出了台湾著名的“刘铭传时代”。在台湾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台湾的这一重要发展时期，闽南籍人士林维源以自己爱国爱乡的赤诚和对台湾社会发展的强烈责任心，竭尽全力辅助刘铭传，为推进台湾社会的近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相关链接：刘铭传在台湾建省、任首任巡抚大臣后积极推行洋务活动，拉开了台湾社会近代化建设的序幕，创造了台湾经济社会繁荣的“刘铭传时代”，在这一过程中，闽南籍人士林维源作为刘铭传的重要助手，从新式抚番、建立地籍、市政建设、发展商务等方面为之做出了重要贡献。
闽南日报2011.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