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族谱

我国的家、族谱(以下简称族谱)，作为记载氏族世系的志书，源远流长。从甲骨文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早在4000年的殷商时期，就有一些人物出生、婚娶的文字记载，那是族谱的雏型。

到了周代，国家设立专官负责全国所有贵族族谱的记载与管理，族谱成为统治者推行政治制度的工具。周代的政治制度是世袭制，这是一种以嫡庶关系划分大宗、小宗，从而确立各级贵族子孙世袭封土爵位的制度：王位有嫡长子世袭，他的众子则封为诸侯；诸侯由其嫡长子继承，他的众子则封为卿大夫；卿大夫由其嫡长子顶替，他的众子则封为土。这种世袭制是建立在血缘亲疏远近的基础上的，而族谱作为血缘关系的记载，便成为世袭制的依据和基础。周王朝中央和各诸侯国的史官，其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负责记录、整理、保管各贵族的家谱。这些管谱的职员，也一般是世袭担任，为他们提供了熟悉、掌握全国各族家谱的便利，造就了一批熟练的谱学专家，产生了像《在戴礼记·帝系篇》、《世本》、《春秋公子血脉谱》、《帝王诸侯世谱》等优秀的谱学著作。

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采用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选官的标准除因循东汉察举所要求的经学、德行、乡闾清议之外，又增加了家世、才实等内容，将人才区分为九等。这看起来更加完备，但实行过程中，负责专职举土的“中正”官全由士族豪门把持，他们品评人才多以门第为重，选用者也是士族，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朝中用人，只问家世，而家世则以族谱为据，查家谱后如果确系世家士族，定作大官。在族谱成为官场的敲门砖后，私家修谱之风盛行。为子孙前程计，不仅贵族，就是许多寻常百姓也编修起了族谱，甚至不惜采取小姓冒大姓、庶族人士族等手段，把族谱编的光彩照人。“九品中正制”一直推行到南北朝，所以这一时期修谱之风长盛不衰，谱牒多于牛毛。

隋炀帝开始设置进士科，以试策取士。经过唐代的发展，科举考试作为一项重要制度确立下来，有才学的人不论出身门第，可以不经举荐，只须经过逐级考试，由朝廷择优录取，授以官职，从而纠正了魏晋以来世家大族垄断用人做官掌大权的状况。从这时开始，族谱才逐渐剥离其政治色彩。

到了宋代，政府不再设置谱官，族谱都由私家编修。欧阳修、苏洵从谱学理论上进行探讨，提出了编修族谱的方法与体例，并编出自家内容全面、形制科学的族谱，成为后人修谱的规范。其后历经元、明、清直到民国，循数十年一修的惯例，族谱绵延不绝。修谱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作宫，而是为了敬宗收族，即通过敬重同—祖先，联结族人，以在社会上相互扶持；或是记载先人的奋斗史，以启迪后人。 

由于族谱显赫的政治地位和实用价值，官撰、民修相结合，使我国族谱种类繁多、数量巨大，据专家估测，散存于民间者，当在百万部以上。虽经历代战乱，损失甚众，“文革”中复遭焚毁，但有识之士仍想方设法将其保存下来。尤其是各级国家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长期以来将其作为民族文化瑰宝征集收藏，目前在国内的存量当在1万部以上。据说美国犹他州家谱协会从1971年以来，大量收集、复制中国的族谱与地方志，该会收藏的中国族谱已超过4000种。目前我国民间私人收藏、秘不示人的族谱仍有不少。

我国的族谱，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成为一笔巨大的民族文化遗产。就族谱的种类看，涵盖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人物；从族谱体例看，一般包括序、跋，世系图、名册，重要人物画像及像赞，人物传记、诗抄、艺文，各种碑文、墓志、祭词，家族事件等，蕴藏着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

家族是社会的细胞，族谱作为家族的记录，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储存了大量的社会历史信息。族谱中，一般分代(世）记述该氏族人口繁衍、婚配、生卒年月日、生育数量等，为人口学研究独辟蹊径。学者刘国伟通过湖南省安乡县安障乡沙湖口村《李氏族谱》所载仲温支系进行剖析，对我国古代家庭人口过程进行了研究。以该支第15—33世的人名录为据，进行统计分析和类推，得出结论：自元朝至元一年(1335年)到民国24年(1935年)，600年间繁衍18代，共计5700人。除去婚人人口、夭折婴幼儿，平均年递增千分之八点三，每31．57年发展—代人口。

在湘潭县档案馆珍藏的《毛氏族谱》、《彭氏族谱》，桑植县档案馆的《贺氏族谱》，岳阳县档案馆的《任氏族谱》等，自然是研究毛泽东、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要史料。族谱中的人物传记、事件记略，就是一部民间史书。有些族谱，还留存了一些重要人物的画像，现代以来新修的族谱，甚至选录了人物照片，多角度地再现了历史人物。

除人物传记外，族谱中的序跋、碑文、墓志、祭词，有许多就是精美的散文，尤其是族谱中选录的诗抄、艺文，本身就是文艺作品，除供人们研究外，具有较强的欣赏价值。现代以来，一批作者开发族谱这个史料宝库，写出一部部人物传记或历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