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梭船廿四洲

曾汪所建的康济桥只是一座简易的浮桥。建桥后不到三年，即淳熙元年(1174)的夏天，一场大洪水便将浮桥的一大半桥舟漂没。当时的知州常■便作了一次改良。据《永乐大典》所载：“淳熙元年(1174)甲午夏，韩江水涨，康济桥桥舟漂没者半。知州常■修之，增桥舟为一百零六只，以其余资，创杰阁于岸右，名之曰仰韩阁，以为临观之所。”这座仰韩阁，据张羔的《仰韩阁记》，“创杰阁于岸右。赎地辟基，■石捍溢，隆栋修梁，重檐叠级，游玩览眺，遂甲于潮。”知其为临江而建，且为江边一游览点，但不久毁于火，后来成为西岸段的第一洲。
　　淳熙六年(1179)“知州朱江建登瀛门，左掖三己亥堂，右掖南州奇观。增石洲二，与旧为三，筑亭其上：东曰冰壶，西曰玉鉴，中曰小蓬莱。”(《永乐大典·桥道》)
　　南宋大诗人杨万里有一首《登南州奇观》的诗，对当时的美景作了生动描写：
　　海边楼阁海边山，云竹初收霁日寒。
　　看着南州奇观了，人间山水不须看。
　　诗前还有一段序：“前临大江浮桥，江心起三石台，皆有亭。”可以与志书的记载互相印证。这些都说明了：广济桥在草创阶段，建桥者就很注意在发挥桥的交通功能的同时，尽量使之美化，并注入休憩、临观等功能因素。
　　这时的江面虽然有三个洲，但仍属浮桥性质，洲与洲间还没有梁。到淳熙七年(1180)，通判王正功增建一洲，并尝试铺架梁板，以解决浮桥妨碍上、下游航运的矛盾。《大典》同样有明确的记载：“庚子，摄郡王公，复增一洲，距西岸数步，上跨巨木，下通船筏，至是始无冲突浮梁之虞。”
　　九年后，即淳熙十六年(1189)“己酉，丁公允元修浮梁，自西岸增四洲为八，亘以坚木，覆以华屋曰丁侯桥。”丁允元增修四洲，意味着康济桥史已进入丁侯桥即梁桥时代。
　　丁允元卸任后还落籍潮州深田，成为“深田丁”的始祖。西桥逐步完善以后，东桥的创建便理所当然地要提上议事日程。又过了五年，即绍熙五年(1194)知州沈宗禹便在东面建了一个墩，上面还盖了一个“盖秀亭”。庆元二年(1196)继任的陈宏规又增建二州，并把已有三洲的东桥命名为“济州桥”。
　　这位陈宏规太守，后来也落籍潮州，他就是潮安鳌头乡陈姓的始祖。庆元四年(1198)知州林■又增建了四个洲。八年后即开禧二年(1206)，知州林会再增筑了五洲。至此，连同曾汪首建的一洲，东桥便拥有十三个洲。雄丽超过了西面的丁侯桥。绍定元年(1228)知州孙叔谨在丁侯桥之东也增筑了二洲，东桥十个洲的格局至此也宣告完成。全桥23洲的修筑，前后共花了57年的时间!
　　民谚说“十八梭船廿四洲”从文献的记载来看，湘子桥确实只有23个洲。清代的姚竹园《湘桥》诗中也明确地说：“蝉联墩排二十三”。古人喜欢双数，认为双数才吉利，如二十四桥，二十四孝，二十四花信等等。民谚是一种口头文学，不能以历史科学的眼光去苛求。所以也没有必要去指责它，改动它。
　　元嘉定三年(1326)，潮州路判官买住准备将各墩间木梁换成石板，但只完成了四间。以石梁代替木梁，也是湘子桥史上一件大事。可惜因经验不足，石梁常发生断折事故，后又重新恢复为木梁。至正四年(1344)，府判乔贤对湘桥作了一次大修，并请崞山书“济川为桥”之匾。至此，东西桥异名的情况遂告结束，专用“济川”一名。(《大典》梁■《仰韩阁记》)
　　明朝宣德十年(1435)，知府王源对全桥作了一次大规模的整修，又改桥名为“广济桥”，“取济百粤之民，其功甚大”之意。桥成之后，极其富丽堂皇。我们今天正在重修的广济桥，就是以它为蓝本，要重展当年之风华。
　　从曾汪始创康济桥到王源大修广济桥，前后竟达264年之久，这在世界的建桥史上可能也极罕见的。从一墩86舟到23墩24舟，对于古人来说，这个工程实在太艰巨了。旷日持久，终底于成，前仆后继，百折不挠，潮人坚韧不拔的毅力与精神，在建桥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正德五年(1510)知府郑良佐和继任知府谈伦将桥上的木梁全部易为石梁。嘉靖九年(1530)知府丘其仁“杀浮梁四之一”，即从24舟减为18舟。至此，终于形成了“十八梭船廿四洲”的格局。丘其仁还确定了守桥渡夫，桥夫的名额，开创了在桥上设立管理机构的先河。这时，距离曾汪建康济桥已经历了359年!